夏日的蝉鸣在暮色中渐弱时，我正蹲在楼道口数蚂蚁搬家。六楼那扇总是蒙着灰的窗户突然亮起，暖黄的光晕像只慵懒的猫，在暮色里缓缓游移。我数到第七只蚂蚁时，光斑恰好掠过我的鼻尖，惊得它们四散奔逃。

第二天清晨，我踩着自行车经过小区健身器材区，发现长椅上坐着个穿碎花裙的老太太。她正用枯枝般的手指摩挲着石柱上的青苔，浑浊的眼珠却死死盯着我车筐里的保温杯。保温杯里装着半杯隔夜茶，杯壁上凝结的水珠正顺着杯口蜿蜒而下，在晨光里折射出细碎的虹。老太太突然开口："丫头，你爷爷的军功章掉在楼下了。"我下意识摸向书包夹层，那里本该躺着爷爷临终前塞给我的勋章，此刻却空空如也。

那天傍晚，我在校门口便利店买冰棍时，听见两个穿校服的女生在讨论"鬼打墙"。她们指着教学楼拐角处新装的监控摄像头，说上周五值日生在那里摔断了腿。我咽下最后一口冰棍，发现塑料袋里的纸币不知何时变成了五张十元。收银员是个总戴鸭舌帽的中年男人，他擦拭收银台时，镜片反光遮住了整张脸。

周三的体育课上，我躲在器材室后门偷看男生们打篮球。突然，篮球架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，一个穿红色运动服的身影从二楼跃下，在空中划出诡异的弧线。我揉着眼睛再看，篮球架下空空如也，只有沾着草屑的塑胶地面印着几个模糊的脚印。更奇怪的是，我的运动鞋底不知何时多了两片银杏叶，叶片边缘泛着不自然的焦黄。

周五放学时，我在校史馆做值日。推开蒙尘的玻璃门，正撞见管理员老张对着墙上的黑白照片发呆。照片里1942年的师生们站在残破的校舍前，有个穿长衫的先生手里攥着半截粉笔。老张突然拽住我手腕："快看！"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照片里的粉笔头竟真的从先生手中坠落，在玻璃展柜里弹跳着，最终卡在了相框边缘。而此刻的校史馆里，分明只有我和他两个人。

这些怪事像串歪斜的珍珠，在记忆里叮当作响。直到上周五深夜，我听见窗外的梧桐树沙沙作响。推窗望去，月光下站着穿碎花裙的老太太，她手里攥着半枚军功章，正对着我家阳台比划某种手势。我忽然想起书包夹层里多出的银杏叶，叶脉间隐约可见"1942"的刻痕。

此刻台灯在稿纸上投下暖黄的光晕，我握笔的手微微发抖。墨水在纸面洇开一朵暗蓝色的花，像极了校史馆里那枚坠落的粉笔头。窗外的蝉鸣不知何时又响了起来，这次却带着某种奇异的回声，仿佛整座城市都在重复着某个被遗忘的古老仪式。